4月8日，媒体从家属处获悉，江西武宁“00后”职业打假人郑思远上月因涉嫌敲诈勒索被警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从以上消息来看，郑思远暂时是要离开他的江湖了。

打假可以，但是不能敲诈勒索，不能以打假牟利。

依法合规，方能笑傲江湖。

一、“郑思远”是谁？

据了解，郑思远在多地对小商户进行食品打假，理由以标签瑕疵、过期食品为主，发起大量投诉举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郑思远”是一个符号，是诸多“职业索赔人”的代表。他是某投诉平台上注册的第139个账号，是某超市货架前反复翻找过期食品的“消费者”，是手持《食品安全法》却紧盯赔偿金的“维权专家”，是市场监管系统后台里日均提交5份投诉单的“高频用户”。他的江湖，是举报信堆砌的战场；他的武器，是法律的条文；他的目的，是利益而非正义。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发布后，“郑思远”们提交的投诉中，相当一部分因“非生活消费需要”被驳回。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接续出台的《关于规范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行为暂行规定》也大幅降低了当地的投诉举报。2024年，当司法解释正式对“销售标签、说明书存在其他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食品的行为”明确不予支持惩罚性赔偿时；2025年，当总局发布“两张不罚免罚清单”时，“郑思远”们的江湖，终于坍塌了最后一寸容身之地。

二、被异化的“维权”：一场精心设计的生意

“职业打假”本应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补充力量，却异化为畸形的产业链。市场监管人翻开卷宗，看到的不是真正的消费纠纷，而是一套精密的话术模板：

 “标签瑕疵狩猎”：用放大镜检查食品标签的毫米级偏差，索赔金额精确到“不足一千按一千计算”（《食品安全法》第148条）；

“取证钓鱼”：批量购买商品后自行拆封污染，以“质量问题”要挟企业商超支付“封口费”；

“行政复议绑架”：针对市场监管部门不予立案的决定，以“程序瑕疵”为由提起行政复议，倒逼执法人员妥协。

某地市场监管局的档案室里，一摞摞投诉材料中重复着相同的字句：“本人因食用该商品导致失眠多梦、精神焦虑，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共计8万元”——而医院诊断证明的落款时间，竟早于商品生产日期。

三、法律的铁幕：从“包容”到“亮剑”

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依法支持其诉讼请求”，这里说的是人民法院仅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购买者的诉讼请求。这把悬在“郑思远”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

市场监管人的执法工具箱里，新增了对抗恶意投诉的利器：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20条：经核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立案：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15条：投诉事项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责，或本部门不具有处理权限的，不予受理。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的。

《刑法》第274条：对伪造证据、虚构损害后果的“职业打假”团伙，以敲诈勒索罪追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依法支持购买者诉讼请求”。

某地法院的判决书里，曾月入十万的“职业打假导师”王某当庭忏悔：“我教会学员如何把法律变成生意，却忘了法律的本意是守护公平。”

四、江湖已远，清风徐来

当“郑思远”们从投诉平台上消失时，市场监管人的工作日志里多了许多温暖的记录：

超市经理老李送来锦旗：“感谢执法人员指导建立自查流程，半年内零投诉”；

消费者张阿姨专程致谢：“买到变质牛奶本来想认栽，是你们帮我真正维权”；

小微企业联名信里写道：“终于不用再养‘打假顾问’，省下的钱能多雇两名员工”。

市场监管人的笔尖不再被海量投诉单牵制，而是转向更有价值的领域：筹建智能监管平台，用大数据筛查真正的高风险主体；开设消费者普法课堂，让维权回归理性轨道；约谈行业龙头，推动“轻微违法首错不罚”的柔性执法落地。

结语

江湖再无郑思远，但江湖需要郑思远式的警醒。我们唾弃的是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的投机者，守护的却是法律应有的庄严与温度。当市场监管人不再疲于应对“职业打假”的骚扰，市场的清风，才能真正吹散浊流，滋养万物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