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周五的晚上，收到了一位久未联系的朋友的微信，是转发蒋超良被查的官宣消息。

这位朋友是前中层，上一次联系，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第一财经日报》担任编委分管财经新闻，他在交行公关部门任职。有天早上，他打来电话，说严重抗议。原来是一财一篇报道中提及“四大行”如何如何，交行如何如何。他说，应该并称“五大行”如何如何。

“四大行”是早已有之的叫法，“五大行”的说法也不为无据，后来又有了“六大行”的说法。那么，这些说法都是怎么出现的，该以谁为准呢？

这件事，跟前交行董事长蒋超良还颇有干系。本文不涉及此次蒋超良被查事由，仅回顾其任职交行期间的一些往事。

中国的银行，除了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之外，分为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前者如国开行（后升级为开发性金融）、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后者一般分如下几类：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外资（法人）银行，民营银行，村镇银行，农信社等。

这些说法更多是约定俗成，比如既是国有控股又是商业银行，但一般不会被称为国有商业银行；而许多大行和城商行改制后也是股份制了，但都不会被归于股份制银行之属。

其中，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最早专指工、农、中、建四家，“四大行”由此而来；后来，交行也加入此行列，于是有了“五大行”之称。再后来，完成商业化转型和股改上市，加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之列，“六大行”出炉并延用至今。

交行跻身大行之列，有一个过程。交通银行成立于1908年，最初是为了赎回京汉铁路等实业而成立的，属于官商合办，总部最早在北京，后随时局变化先后迁上海、重庆。还有一个分支，迁到了台湾，后来整合并入兆丰银行。

现在的交行实际是1987年重新组建而成，当时是作为股份制银行的试点，以区别于工农中建这四家国有独资银行。其总部在上海，亦与“四大行”有别。那时候，交行乐于强调其股份制银行的身份，显得更为市场化。

当逐渐有了招行、浦发、民生、中信等股份制银行后，交行的地位变得有些微妙。其资产规模恰好处于“四大行”和其他股份制银行之间，跟上下都隔着一段距离；其政治地位亦然。

2003年银监会成立，分设监管一二三四部，一部管国有大行，二部管股份制银行。交行当时归口二部，仍属股份制银行。

2004年，蒋超良以湖北省副省长调任交行董事长，肩负起交行改制上市之责。交行的上市，亦是为“四大行”上市试点铺路。当时，决策层确立了国有大行改革思路，但对“四大行”直接上市多少有些顾虑。

从蒋超良的行政级别来看，此时交行已是副部级，跟“四大行”一样；但蒋在湖北副省长之前是央行行长助理，而“四大行”一把手多由央行副行长出任，其间仍有微妙差别。而且“四大行”董事长一般都是候补中委，而蒋超良当时不是。

伴随着蒋超良到交行，2004年下半年，交行整个体系启动了“行政化升级”。当年交通银行昆明分行首先改名为交通银行云南分行，并确认云南分行行长为正厅级，与“四大行”省分行行长级别相同。

银行的分行设置，“四大行”都是按行政区域设省分行的——中行偶有例外，比如山东的省分行曾长时间设在青岛。股份制银行更多是依据经济区域来布局，其分行命名多采用城市名称，尤其是省会城市命名的分行，通常承担着省分行的职责。交行从分行层面行政化升级，进一步向国有大行看齐。

2006年，交行从银监会监管二部调至监管一部，其地位亦随之变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自此，交行“升咖”成功，“五大行”的说法开始流传。可以说，蒋超良是交行跻身“五大行”的关键人物。

此次监管类别调整有其深意。当时，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进程顺利，外资银行纷纷参股中国的商业银行，乃至成为一些股权较为分散的银行的第二大股东。如汇丰作为交行的战投，一度持股19.9%，使得财政部赶紧通过国有股权划拨等方式增持交行，拉大与汇丰的股比差距。浦发也有类似情形。

从更为宏观的背景来看，随着银行改革的深化，当时国有股权在整个银行体系中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增持交行，将之归为国有大行，意在维持国资对整个银行体系的控制力。在外资法人银行开闸之后，这个任务变得更为重要了。

自蒋超良开始，交行领导人也进入了金融层面领导人的轮换序列。这是中国金融行业的一个惯例：央行副行长出任国有大行董事长，国有大行董事长出任当时的银证险“三会”主席，国有大行董事长、行长互相换岗······

比如蒋超良后来从交行董事长转任国开行行长、农行董事长；时任交行行长张建国到建行当行长；时任工行副行长牛锡明调任交行行长。2012年，时任交行董事长胡怀邦成为候补中委；次年，胡怀邦调任国开行董事长。这种轮换可以视为对交行在国有大行体系内地位的一种确认。

“升咖”的背后，是交行在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中所起到的“试验田”作用。

2006年，我曾作为《财经》杂志上海站负责人，两次与同事专访时任交行董事长蒋超良。

当时，交行在不到两年间完成财务重组、战略引资、赴港上市一系列重大突破，成为国有大行股改上市的“探路先锋”。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银行一度面临严峻局面，甚至有“技术性破产”之忧。为了化解危机，政府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2004年6月，交行在国有银行中率先实施财务重组，通过增资扩股、集中处置不良资产等方式优化资本结构。交行的财务重组模式（如引入社保基金入股、发行次级债等）成为其他国有银行改革的参考模板。

2004年8月，交行与汇丰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成为首家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国有大行。汇丰以17.47亿美元购入交行19.9%股权，创下当时外资对中资银行单笔投资纪录。

2005年6月，交行率先登陆香港联交所，成为首家在境外上市的内地商业银行。业界普遍认为，交行的成功增强了决策层对全面推行国有银行改革的信心。其发行定价、投资者沟通、公司治理等经验为后续中行、建行等国有大行上市提供了重要借鉴。

2006年6月9日，在上海交银大厦，蒋超良接受我们的专访，讲述交行成功赴港上市一年来的思考与努力。

彼时的蒋超良意气风发，直言不讳。他说，上市路演时曾被问到，既是党委书记又是董事会主席，是否 “角色多元化”，有无冲突？“我的回答是没有冲突。我们党委会代表大股东利益，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

蒋超良说，在国有控股企业中设立党委，是中国公司治理必须承认的一个现实。“我们设计的公司治理架构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党委会浑然一体。”他同时强调，党委会的运作与发挥作用，必须在法律框架内，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也包括不能违背公司章程；党委会不干预经营、也不参与经营。

他认为，公司治理中党委发挥作用有国际先例，如新加坡国有控股公司，包括淡马锡在内，其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设有相关机构。

我们的报道《交行破茧中》发表后，我与上海本地金融高层人士沟通时，对方主动提及蒋超良的专访，说关于中国式治理结构那部分令其印象深刻。

当时，业界与学界对这个问题存在一些争议。金融圈高层其实更流行“喝红酒，讲英语”，对国际上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些规范奉为圭臬，对中国特色的认识还处于探索阶段。蒋超良的坚定立场与清晰阐述，确实引人注目。

2006年9月，交行再一次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的亮点，我也因此再度与《财经》杂志同事一起专访蒋超良。

此前，交行行长张建国调任建行行长，蒋超良极力主张，新行长由交行内部遴选产生。

此次交行遴选行长并未设候选人；凡部门主管、分行行长以上级别者均有被推选资格，只原则性列有几个条件，包括年龄、学识水平、管理经验、道德操守等，提名范围甚至不限于交行内部。交行内部遂戏称之为“海选”。

8月上旬，交行30多个分行行长与数十位部门主管齐聚上海交银大厦，共约80人参加了此次推选。推选方式为无记名投票，一人一票。

当时，国有大行的人事变动多由行政力量主导，因此，交行此番“选秀”从一开始便备受瞩目。对此，蒋超良反复强调，作为H股上市公司，交行所有的程序要符合法律。“有鉴于此，交行按公司治理的一般原理行事，由董事会选聘行长。”

遴选结束后，蒋超良称其立刻与汇金、社保、汇丰等股东进行了沟通。综合多方意见后，确定了李军作为候选人，提交董事会评估。李军最后成功当选，成为国有大行中少见的通过内部“海选”产生的行长。这一做法，无疑值得在国有银行发展史上记上一笔。

借着了解新行长的机会，我向交行内部多位中高层侧面了解蒋超良本人的性格特点与工作作风。敬业与强势是高频的评价，“有时脾气很大”，“批评起人来很严厉”······与业界流传的“霸道”一线之隔。问及本人，他并未否认，而是强调都是为了工作。

从履历看，他当年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派往广东的“救火队长”，主导处理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到交行负责为国有银行股改上市探路，所面临的均为复杂局面，其强势作风估计也是被委以重任的原因之一。

离开交行之后的蒋超良一度仕途顺畅，屡获擢升，但在湖北省委书记任上遭遇新冠疫情。疫情的发展超过所有人预计，也中断了其上升势头。

如今，蒋超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消息传来，但详情尚未披露，尚不知与其交行往事是否有关。在等待调查结果的过程中，这一事件也再次彰显了党和国家坚决打击腐败的决心与力度，无论何人、身处何位，只要触碰法律红线，都将受到严肃查处。（本文首发于钛媒体App，作者｜胡润峰，编辑｜刘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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